“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乡村家庭的教养功能关乎亿万乡村儿童的未来，也关乎国家发展的根基与底色。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我国乡村家庭教养功能呈现了弱化的趋势，亟待我们对现实进行审视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寻求破解之道。

　　当前乡村家庭所面临的教养困境，并非偶发或个别的现象，而是由社会结构变迁所引发的系统性挑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无教之力”，资源困境。这是最表层的困境，源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其核心在于乡村家庭人力资源的“空心化”和“弱替代”局面。乡村家庭中，诸多青壮年父母外出务工导致乡村儿童家庭教育主体“缺位”，而祖辈的教养大多局限于基本生活照料，在儿童品格塑造、行为规范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力不从心，其实质是一种功能上的“弱替代”。同时，城、乡两端的父母和祖父母均被生计压力牵绊，投入儿童教育的时间与精力被挤压。最终形成乡村家庭结构离散、亲子关系疏离，家庭教养无力的困境。

　　其二，“无教之能”，素养困境。在资源约束之下，是更深层的困境是乡村家庭父母教养能力的缺失。乡村家长教养自我效能感普遍偏低，他们对自身教育孩子成才的能力缺乏信心，常将教育责任过度寄托于学校。其次是教养方法低质、低效。外出务工的父母常以物质补偿方式替代对孩子的情感陪伴，留守祖辈则多采取简单化管教，高质量的亲子沟通与情感支持缺失，家庭教育质、效大打折扣。

　　其三，“无教之心”，责任困境。这是乡村家庭教育中最需警惕的深层次困境，其本质是部分父母主动放弃教育主体的责任。一部分父母规避教养责任，对后代采取“生”但“不养、不育”的方式，导致家庭教育主体性根本缺失；二是将教养责任功利化，一些父母认为教养孩子成本高且无即时回报，教养孩子的深层价值被忽视，父母教养的动力衰竭。

　　这三个层面由表及里、由外因到内因，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乡村家庭教养困境链条。资源匮乏制约了教养能力的发展，能力缺失强化了陈旧的教育观念，而教养责任与价值认同危机则消解了家庭履行教养孩子的内在动力。

　　将提升乡村家庭教养能效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议题，需要政府、社会与家庭形成合力，构建一个“补力、赋能、强责”的支持与监督体系。

　　其一，补教之力，为乡村家庭教养“撑腰”。政府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归雁经济”，为乡村儿童留住父母，让父母能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父母在场是实现有效教养的重要前提。日常的共同生活让父母的言传身教成为可能，劳动协作是最自然的教育场景。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价值观得以传递，情感联结得以深化。其次，要配套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如，建设“乡村家庭教育资源公共活动室”，配备适龄读物和上网设备；推广“乡村儿童主任”协助机制，为特殊困难家庭提供精准支持。

　　其二，提教之能，为乡村家庭教养“充电”。为乡村家庭教育赋能需要从转变观念到提升技能，让家长“能教”“善教”。一是给家长赋“科学理念之能”。组织教育专家、名师名校长开展“家风家教乡村巡讲”，用通俗语言和鲜活案例，传播现代教育观、儿童发展观。二是给家长赋“实用方法之能”。针对乡村家庭教育中的共同难点，如手机管理、学习拖拉等，开发系列化、本土化的“乡村家教微课程”，通过新媒体渠道精准推送。三是赋“互助成长之能”。积极培育“邻里育儿互助小组”等基层社群，鼓励家长在经验分享、情感支持中实现自我教育、共同成长。

　　其三，强教之责，为乡村家庭教养“立根”。“强责”是破解乡村家庭教养困境的治本之策，旨在激活家庭教养子女的内在动力与主体意识。我国2022年1月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家长的法定教养责任。政府要坚持宣传与激励，强化乡村家庭对儿童的教养责任意识以及权益保护意识，并通过乡村政府组织进行监督。其次还要重“文化传承之心”，挖掘宣传本地“最美家风”故事，让“修身齐家”“耕读传家”等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焕发光芒，重塑乡村家庭的教育自信与文化自觉。

　　筑牢乡村家庭教养根基，是一项关乎乡村儿童发展、乡村振兴和社会长远发展的工程。可以通过“补力”解决“能不能”的基础问题，通过“赋能”解决“会不会”的能力问题，通过“强责”解决“想不想”的动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