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儿童”在人群中所占比例很小，而其中能接受科学的、适合“超常儿童”教育的人则少之又少。

　　去年，有媒体报道一个4岁的小女孩，不仅能背诵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而且连“四书”也能背得滚瓜烂熟，据说早在她1岁零4个月，就能背《唐诗三百首》、《三字经》等。

　　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测试，不过如此超强的记忆力足以证明这个女孩有“超常”之处，不过，由于父母缺少专业的知识，也只能让她继续背更多的东西。

　　“伤仲永”的事例并不少见，不少孩子小时候聪明过人，小学、中学连续跳级，但往往“跳着跳着”就不再“神”了。

　　有观点认为人类大脑的潜能接近于无限，“多用脑”可以开发大脑。专家却指出，掠夺式地使用大脑，无异于自我摧残。过度用脑，拔苗助长，并不是在开发大脑，反而会造成脑早衰。即使是“神童”也不例外。

　　这份压力一方面来自社会上对“超常儿童”及“超常教育”的误解，同时也有一份“尽快把科学的观念传播出去的压力”，施建农说。

　　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94年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就通过宣言指出：“每个儿童都有其独特的特性、志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教育制度的设计和教育计划的实施应该考虑到这些特性和需要的广泛差异。”对不同种类特殊儿童的教育又可分为盲童教育、聋童教育、智力落后儿童教育、超常儿童教育、言语障碍儿童教育、情绪和行为障碍儿童教育，多重残疾儿童教育等。

　　因此，很多国家把“超常儿童”教育纳入特殊教育的范畴，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施建农介绍，因为他一直从事“超常儿童”的研究，因此经常有机会了解国外在这个领域的情况。两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施建农听到一个美国同行抱怨“不受重视”，“其实，据我了解，当年全美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用在‘超常儿童’上的所有费用为5亿多美元。”施建农说。

　　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专门针对“超常儿童”的相关条款。我国的特殊教育对象主要是盲、聋、哑、智力落后以及有其他身心缺陷的儿童和青少年，并不包括“超常儿童”。

　　由于“超常儿童”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独特特点，比如精力旺盛、好奇心强、喜欢提问等，在一个正常的课堂秩序下，他们可能用15分钟时间就学完了45分钟的课堂内容，剩下的时间里他们的行为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扰乱课堂秩序，打乱了教学计划，而成为学校的“问题儿童”。

　　大多数培训机构在忽悠家长时都打着“早期开发”的旗号，“‘超常儿童’确实需要早期教育，但不是他们那种教育方法。”施建农说。

　　陈先生在一个机构有关“超常儿童”培训的说明会上提了一个问题：“‘育民’、‘育才’‘超常班’的孩子后来发展的怎么样？”说明会的演讲者以这个问题“太敏感”而拒绝回答。

　　媒体上常常有小“神童”从大学退学的报道。仔细分析这些案例，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孩子都在很小的时候表现出了超人的智商，有的两岁就能认几百个字，有的6岁就能进行复杂计算，但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身边的人太过重视他们“过人”的一面，有的甚至“除了学习什么也不让做”。

　　这是一种“挤压”式的教育，似乎只有别人用十二年完成的学业他们用八年甚至更少时间完成，才能称得上“神童”。

　　而一些学校进行的“超常儿童”教育实验，也会采取压缩学制的办法。比如北京八中的少儿班要用4年完成8年的学业。

　　“‘超常儿童’首先是一个生命体，他首先要身体健康，他还得是一个社会人。”施建农说。

　　几年前，记者在北京八中采访时了解到，少年班孩子的体育课比其他班孩子还要多，除此之外，还经常到户外划船、游泳、爬山、溜冰，甚至还有自行车远足。

　　中科院心理所在育才设立实验班后，更是尝试着不再缩短学制，而是充实这些孩子的课程。

　　除国家规定课程外，实验班增添了开发孩子潜质的课程，如英语口语、书法、棋类等。同时，普通学校的学生每周上五天课，实验班的学生上四天，每周专门设立了“综合社会实践课”，课程包括爬山训练、感受饥饿和劳累、体验挫折等，把原来只限于课堂的课程更多地搬到自然中完成，让学生在体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超常儿童’实验班招收了那些非超常儿童，对这些孩子来说将是一种伤害，”施建农说，实验班的课程完全是按照“超常儿童”的特点设计的，比如，四天完成普通学生五天的课程，普通孩子在这样的学习中将会感到极大的压力，同时也会有很强的挫败感。这不仅不利于他们正常学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他们学习的兴趣，甚至产生厌学。

　　虽然，“超常儿童”实验班提供的是只适合“超常儿童”的教育，但是，越来越多的“超常班”的出现加剧了更多孩子的应试压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实，绝大多数家长并没有真正分清“超常儿童”实验班或“早培班”与其他实验班的区别。似乎只要上了一个“实验班”，孩子的将来就有了保障。

　　很多教育专家都指出，这种盲目状态是家长自身焦虑的一种体现，是在社会生活中缺少安全感的体现：似乎只有出人头地生活才有保障。

　　施建农认为，盲目追求名牌学校追求重点班的前提是：人人都是一样的，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选择同一标准下的“好”学校和“好”班级。

　　施建农介绍，上世纪时，西方一些国家的学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当时的学校里只强调学生在逻辑—数学和语文（主要是读和写）两方面的发展，这使得很多在其他方面，比如空间智能、肢体智能比较优秀的孩子就会缺少成就感。而多元智能理论的产生，正好应对这样的问题，让教育发现不同孩子的不同长处，使每个孩子都能自信地成长。

　　“这样的理论到中国来就变了，本来寻找长处的理论，变成了寻找短处的理论。”施建农说。不少家长由此找到为孩子“拾遗补缺”的依据，同时，一些机构也找到了继续忽悠家长的工具。

　　“每个家长面前都摆着两个东西：‘事实’和‘愿望’。”施建农说，真正理解孩子之间是不同的，就会选择相信“事实”，而那些不面对现实总是选择相信自己内心愿望的家长就更容易被周围环境所左右。因此，社会上出现的“考神童”热，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没有“超常班”也会有其他的什么班。

　　对于孩子的成长，不少教育专家会这样说：“请注意，不要在春天的时候摇晃一棵苹果树。”对于天资聪颖的孩子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

　　“超常儿童”在人群中所占比例很小，而其中能接受科学的、适合“超常儿童”教育的人则少之又少。

　　去年，有媒体报道一个4岁的小女孩，不仅能背诵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而且连“四书”也能背得滚瓜烂熟，据说早在她1岁零4个月，就能背《唐诗三百首》、《三字经》等。

　　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测试，不过如此超强的记忆力足以证明这个女孩有“超常”之处，不过，由于父母缺少专业的知识，也只能让她继续背更多的东西。

　　“伤仲永”的事例并不少见，不少孩子小时候聪明过人，小学、中学连续跳级，但往往“跳着跳着”就不再“神”了。

　　有观点认为人类大脑的潜能接近于无限，“多用脑”可以开发大脑。专家却指出，掠夺式地使用大脑，无异于自我摧残。过度用脑，拔苗助长，并不是在开发大脑，反而会造成脑早衰。即使是“神童”也不例外。

　　这份压力一方面来自社会上对“超常儿童”及“超常教育”的误解，同时也有一份“尽快把科学的观念传播出去的压力”，施建农说。

　　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94年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就通过宣言指出：“每个儿童都有其独特的特性、志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教育制度的设计和教育计划的实施应该考虑到这些特性和需要的广泛差异。”对不同种类特殊儿童的教育又可分为盲童教育、聋童教育、智力落后儿童教育、超常儿童教育、言语障碍儿童教育、情绪和行为障碍儿童教育，多重残疾儿童教育等。

　　因此，很多国家把“超常儿童”教育纳入特殊教育的范畴，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施建农介绍，因为他一直从事“超常儿童”的研究，因此经常有机会了解国外在这个领域的情况。两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施建农听到一个美国同行抱怨“不受重视”，“其实，据我了解，当年全美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用在‘超常儿童’上的所有费用为5亿多美元。”施建农说。

　　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专门针对“超常儿童”的相关条款。我国的特殊教育对象主要是盲、聋、哑、智力落后以及有其他身心缺陷的儿童和青少年，并不包括“超常儿童”。

　　由于“超常儿童”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独特特点，比如精力旺盛、好奇心强、喜欢提问等，在一个正常的课堂秩序下，他们可能用15分钟时间就学完了45分钟的课堂内容，剩下的时间里他们的行为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扰乱课堂秩序，打乱了教学计划，而成为学校的“问题儿童”。

　　大多数培训机构在忽悠家长时都打着“早期开发”的旗号，“‘超常儿童’确实需要早期教育，但不是他们那种教育方法。”施建农说。

　　陈先生在一个机构有关“超常儿童”培训的说明会上提了一个问题：“‘育民’、‘育才’‘超常班’的孩子后来发展的怎么样？”说明会的演讲者以这个问题“太敏感”而拒绝回答。

　　媒体上常常有小“神童”从大学退学的报道。仔细分析这些案例，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孩子都在很小的时候表现出了超人的智商，有的两岁就能认几百个字，有的6岁就能进行复杂计算，但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身边的人太过重视他们“过人”的一面，有的甚至“除了学习什么也不让做”。

　　这是一种“挤压”式的教育，似乎只有别人用十二年完成的学业他们用八年甚至更少时间完成，才能称得上“神童”。

　　而一些学校进行的“超常儿童”教育实验，也会采取压缩学制的办法。比如北京八中的少儿班要用4年完成8年的学业。

　　“‘超常儿童’首先是一个生命体，他首先要身体健康，他还得是一个社会人。”施建农说。

　　几年前，记者在北京八中采访时了解到，少年班孩子的体育课比其他班孩子还要多，除此之外，还经常到户外划船、游泳、爬山、溜冰，甚至还有自行车远足。

　　中科院心理所在育才设立实验班后，更是尝试着不再缩短学制，而是充实这些孩子的课程。

　　除国家规定课程外，实验班增添了开发孩子潜质的课程，如英语口语、书法、棋类等。同时，普通学校的学生每周上五天课，实验班的学生上四天，每周专门设立了“综合社会实践课”，课程包括爬山训练、感受饥饿和劳累、体验挫折等，把原来只限于课堂的课程更多地搬到自然中完成，让学生在体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超常儿童’实验班招收了那些非超常儿童，对这些孩子来说将是一种伤害，”施建农说，实验班的课程完全是按照“超常儿童”的特点设计的，比如，四天完成普通学生五天的课程，普通孩子在这样的学习中将会感到极大的压力，同时也会有很强的挫败感。这不仅不利于他们正常学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他们学习的兴趣，甚至产生厌学。

　　虽然，“超常儿童”实验班提供的是只适合“超常儿童”的教育，但是，越来越多的“超常班”的出现加剧了更多孩子的应试压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实，绝大多数家长并没有真正分清“超常儿童”实验班或“早培班”与其他实验班的区别。似乎只要上了一个“实验班”，孩子的将来就有了保障。

　　很多教育专家都指出，这种盲目状态是家长自身焦虑的一种体现，是在社会生活中缺少安全感的体现：似乎只有出人头地生活才有保障。

　　施建农认为，盲目追求名牌学校追求重点班的前提是：人人都是一样的，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选择同一标准下的“好”学校和“好”班级。

　　施建农介绍，上世纪时，西方一些国家的学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当时的学校里只强调学生在逻辑—数学和语文（主要是读和写）两方面的发展，这使得很多在其他方面，比如空间智能、肢体智能比较优秀的孩子就会缺少成就感。而多元智能理论的产生，正好应对这样的问题，让教育发现不同孩子的不同长处，使每个孩子都能自信地成长。

　　“这样的理论到中国来就变了，本来寻找长处的理论，变成了寻找短处的理论。”施建农说。不少家长由此找到为孩子“拾遗补缺”的依据，同时，一些机构也找到了继续忽悠家长的工具。

　　“每个家长面前都摆着两个东西：‘事实’和‘愿望’。”施建农说，真正理解孩子之间是不同的，就会选择相信“事实”，而那些不面对现实总是选择相信自己内心愿望的家长就更容易被周围环境所左右。因此，社会上出现的“考神童”热，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没有“超常班”也会有其他的什么班。

　　对于孩子的成长，不少教育专家会这样说：“请注意，不要在春天的时候摇晃一棵苹果树。”对于天资聪颖的孩子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