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又添新动能。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推动建立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

　　首席数据官（CDO）是数据资产的“掌舵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普及，各类组织和部门产生清徐信息网、积累的数据日益增多，催生了对数据资产管理的迫切需求，首席数据官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30多年来，政务和企业领域首席数据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统筹公共数据资源、企业数据资源等重要数据资产，系统开展内外部数据治理、开放共享及价值挖掘的重要负责人，推动了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助力数据驱动的企业创新转型和决策优化。

　　当前，政企首席数据官正成为盘活数据资源的关键力量。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基础。但长期以来，数据质量不高、数据权益不清、数据科技支撑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数据的供给、流通、利用与安全，导致大量数据处于“沉睡”状态。首席数据官兼具技术、业务、管理等多方面职业素养，既是数据资源的统筹者，也是数据价值的转化者，更是数据安全的守护者，能够推动数据资源跨部门、跨企业、跨产业安全流通，引领数据资源从“分散闲置”向“集约高效”转变。

　　当前，一些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广东省于2021年率先试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鼓励各单位设立首席数据官，均形成了数字治理的强大合力。江苏省在全省统一构建“横到边、纵到县”三级部门首席数据官管理体系上海广告公司。南京市实现116家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首席数据官全覆盖，南京市气象局首席数据官推进的“护航南京跨江飞行，赋能低空经济发展”场景，入选国家数据局重点联系示范场景清单。

　　企业首席数据官则成为企业数据“炼油厂”的“总工程师”。国家层面高度重视首席数据官制度探索，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设立首席数据官。各地积极探索推行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出台相关建设指南。浙江省成立企业首席数据官联盟，培育了一批优秀实践企业。杭州市一家电梯企业通过构建数据链路，实现电梯设计、制造、安装、服务全流程数据采集、分析、监测与诊断，生产效率提升50%，单位产品成本下降31%，带动供应链效率提升14%。在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企业协同及社会治理中，首席数据官制度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席数据官制度将极大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有望达到49万亿元，占GDP比重约35％，数字产业收入约38.3万亿元，实现利润3.1万亿元，规模位居世界前列。面对全球数据规则重构浪潮，首席数据官不仅是企业和政务部门的内部治理者，更是提升国家数字竞争力的先锋力量。这既需要构建更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也需要在国家层面政策文件及地方实践基础上为首席数据官制度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和稳定的发展预期。当首席数据官制度与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形成协同发力的制度矩阵，必将加速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数据潜能，助力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构筑起应对大国博弈和科技竞争的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