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平时所说的“常识”基本上都指知识性的常识。知识性的常识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指人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而得来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这种直觉常识有的真实，有的不真实。常识也指社会中智力正常的普通人应该有的或会有的知识，即“普遍知识”，如生活常识、理财常识、政治常识、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直觉经验的和普通知识的常识可能是联系在一起的，换了环境则不是。

　　在知识性常识之外还有一种常识，那就是逻辑常识，它体现为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式，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即使有所察觉，我们在说理时仍会受到一些错误逻辑常识的影响。例如，按照常识逻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不坏就是好、不好就是坏。这种思维方式看上去有些幼稚，其实在精英人士那里也不鲜见。

　　我们要警惕常识的谬误和扭曲。说理这件事，需要让人知道你对某件事情的“结论”（看法、主张和立场）和理由。结论中包含说理者想要让别人知道的与“知识”有关的事情。这个知识的真实性、可靠性是需要证明的。理由是以一些充分真实、确定和可靠的知识来证明结论所言不虚，这部分是说理中知识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最需要检验知识可靠性的地方。然而，很少有人用完整的形式逻辑来进行说理。值得注意的是，从来没有学习过说理的人也有逻辑常识，他们在说话时会自觉建立某种“因为”和“所以”的联系，当然，这种关系是否可靠、合理，则需要检验后才能确定。

　　知识的“普通”或“平常”是因不同的人群相对而言的。整体国民文化、公民素质越高，普通知识也就越丰富，程度也就越高。但不管在哪个社会里，公共说理中的普通知识与知识人士的“专门知识”都是不同的。公共说理是普通人就普通话题说理，运用介于直觉常识与专门知识之间的普通知识。民众参与公民社会中的对话、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普通大学生就社会、教育、政治话题写论理作文或参加辩论，专家在大众报刊上讨论公共事务，运用的都是这种性质的普通知识，而不是非常专门的专家知识。

　　专家具有专门领域中的特殊知识，对各自领域的知识话题发表的意见是有权威性的。但是，在公共讨论和对话中，专家也是普通人，因为他在专业之外的其他知识也是有限的。一旦进行公共说理，他所运用的便是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也就是一种任何有独立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的，思维正常的平常人都能明白的知识。

　　常识与专业知识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联强国际（Synnex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总裁兼执行长杜书伍在《知识与常识》一文中指出，在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领域里，“知识”与“常识”，“两者差异仅在相对的普遍性不同而已，常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是每个人必备的基础，而知识却只有少数人才懂”。他认为，“在某一项专业里头，几乎有百分之八十都属于‘常识’，该领域里头的每个人都会。只有最后的百分之二十，才是真正的‘知识’。一个刚入行的人，很可能前两年所学到的都只是该行业的常识。但是，有些人在学到了业内的常识之后，却误把常识当知识。”

　　这也启示我们，为了要让自己说的道理普通人也能明白，说理的人要努力把理说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不能太专门，也不宜太深奥上海保安公司，更不能故作玄虚。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就已指出，人的常理与日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致的。公共说理的普通知识要尽量用日常语言来表述。

　　因为常识是不纯粹的知识，因此不能用一个常识去反驳另一个常识。许多格言、成语、警句、俗语中的常识都有这样的特点，用它们来说理，容易得到片面的结论。美国评论家和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曾指出，“格言或成语听上去都挺有道理，条件是不能出现与其意思相悖的其他格言”。例如，“覆水难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与它意思相反的“亡羊补牢”听起来同样有道理。两个意思相悖的格言放到一起，各自原本看起来不言而喻的常识力量也就相互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