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恒进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心智计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许多机器人擅长处理“已知的已知”，即如何识别标准物体。但面对“未知的未知”，如那些从未见过的家庭场景或突发情绪，它们往往表现得“手足无措”。它们缺乏基于身体感受和情境理解的“常识”，这种常识并非依靠海量数据堆积而成，而是需要在真实互动中逐步积累与校准。

　　■从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而言，人形机器人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正处于文明演进的新节点。它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更是一个关于“如何与非人类智能体共同生活”的深刻议题。

　　■我们的住宅、城市，本身是依据“人”的尺度构建的。楼梯高度、门把手位置、桌椅尺寸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天然的“人形友好”系统。若机器人要无缝融入此系统，采用相似形态反而是最为经济、安全的选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今年春晚，人形机器人以科技之美亮相世界，表演零失误，进化得非常快。您怎么看这次人形机器人的集体亮相？它是否能代表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的整体水平和发展现状？舞台上的完美演绎，距离真实生活有多远？

　　蔡恒进：在马年春晚舞台上，所有的机器人完成了复杂的舞蹈和动作，实现零失误、高同步，彰显了当前技术的顶尖水准。然而，这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独幕剧”，所有“演员”的每一个动作，均在预设剧本之内。这种在确定性环境下的成功值得认可，但还不能完全代表它们在开放世界中的实际能力。

　　设想真实的家庭场景：老人可能突然起身去取药，孩子会将玩具扔得到处都是，宠物狗可能冷不丁从脚边窜过……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常情境，才是对机器人的真正考验。它不仅要具备“视觉感知”能力，更需拥有“逻辑理解”能力——理解老人踉跄是因为头晕而非生气，知道孩子扔玩具是在玩耍而非破坏，判断绕开小狗是为了保证安全而非冷漠。

　　当前的技术瓶颈恰恰在于此。许多机器人擅长处理“已知的已知”，即如何识别标准物体。但面对“未知的未知”，如那些从未见过的家庭场景或突发情绪，它们往往表现得“手足无措”。它们缺乏基于身体感受和情境理解的“常识”，这种常识并非依靠海量数据堆积而成，而是需要在真实互动中逐步积累与校准。

　　因此，我们在看待机器人的表演时，既要关注其背后的技术进步，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从舞台到生活，其间存在着一条由信任构筑的鸿沟。这条鸿沟的宽度，并非取决于机器人的算力强弱，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给予它学习、犯错与成长的机会，并在此过程中构建起可靠的责任机制。

　　蔡恒进：业界普遍预计，2026年将成为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元年”。在工厂中，它们或许能够承担搬运、质检等重复性劳动；在家庭里，它们也许可以协助打扫卫生、陪伴老人聊天。但要使企业和家庭真正“愿意使用”，仅有“可用”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在工厂环境中，管理者会提出疑问：若机器人操作失误导致生产线停工，损失应由谁承担？在家庭场景下，子女会担忧：机器人是否会无意间泄露老人的隐私？其言行是否真正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这些问题均指向同一个核心：责任归属。当一个高度自主的机器人作出决策并付诸行动时，该行为背后体现的是谁的意志？出现问题时，应追究谁的责任？

　　人形机器人作为一种主动介入生活的智能体，其价值恰恰在于“主动行事”。这就要求构建一种技术向善的制度环境长沙仪器仪表。具体而言，至少需要以下三方面的支撑：

　　第一，行为逻辑的透明度。机器人的决策过程不应是一个“黑箱”。当它选择扶起一位老人时，应能清晰解释基于哪些观察和判断作出该决策。这种可解释性是建立信任的首要步骤。

　　第二，明确的价值导向。机器人的行为准则不能仅停留在书面宣言层面。例如“尊重隐私”这一原则，必须转化为具体的程序规则：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录音？哪些数据绝对禁止上传？这些规则应如同交通信号灯般明确且具有可执行性。

　　第三，可靠的追溯机制。每一次重要的功能更新、每一次自主学习后的行为调整，都应被详细记录。一旦出现问题，能够迅速追溯到问题源头，明确是设计缺陷、数据偏差还是使用不当所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机器人的快速迭变，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未来已来”的热议与对“机器取代人类”的深度隐忧。我们该如何准备好与之“共同生活”？

　　蔡恒进：人工智能正经历一场从“工具智能”向“具身主体”的深刻变革，这一跨越不仅是技术参数的叠加，更是本体地位的根本性转向。人形机器人频繁亮相于各类公共舞台，主流观点在审视这一现象时，往往容易仅将机器人视为脱离历史与因果谱系的孤立存在，忽视了它们作为人类集体认知结晶的深层本质。

　　人形机器人并非某种异质的突变，而是人类数千年文明成果——包括语言、伦理、技艺与世界观——通过数据训练被系统性地结构化实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智能机器人的本质并非单纯的符号操作系统，而是人类集体智慧在硅基载体上的对象化实现。当我们观察机器人的行为时，实际上是在观察人类主体意识在特殊介质上的继承与复刻。因此，人形机器人的出现不仅是一场社会实验，更是一次关于信任、规则与共同生活的深刻命题。

　　从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而言，人形机器人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正处于文明演进的新节点。它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更是一个关于“如何与非人类智能体共同生活”的深刻议题。这种共同生活，既不能建立在盲目乐观的技术崇拜基础之上，也不能局限于谨小慎微的风险规避之中。它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智慧与耐心，构建一套兼顾创新活力与伦理底线的新规则。

　　湖北，这片孕育了屈原求索精神、张之洞革新思想的地域，积累了深厚的科教优势的地域，有能力在这场变革中贡献解决方案。我们不仅要制造出智能的机器人，更要探寻一种温暖、可靠且富有责任感的人机共处模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机器人为何一定要设计成人的模样？双足行走效率较低且成本较高，为何不采用轮子或履带？

　　蔡恒进：该问题的答案实则蕴含于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之中。我们的住宅、城市，本身是依据“人”的尺度构建的。楼梯高度、门把手位置、桌椅尺寸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天然的“人形友好”系统。若机器人要无缝融入此系统，采用相似形态反而是最为经济、安全的选择。

　　试想，若一个轮式机器人协助老人从卧室前往客厅，它或许连门槛都无法跨越；而双足机器人则能够像家人一样自然地搀扶、引导。这种形态上的“相似”并非简单为了模仿，而是为了更优质地服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机器人都需追求“拟人化”。在仓库搬运货物时，配备机械臂的自动导引车显然更为高效；在管道检修设备时，蛇形机器人则更为灵活。关键在于，机器人的形态应服务于任务的本质。

　　对于那些需要与人建立长期、情感化互动的场景，如居家养老、儿童陪伴，适度的“人形”有助于传递亲和力与可信度。但这种“相似”必须把握好尺度。过度拟人化，例如为机器人添加不必要的表情、虚构不存在的情感，反而会模糊人机边界，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引发伦理层面的焦虑。

　　比如，湖北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楚文化、汉绣、编钟音乐等。可探索将这些独特的文化元素转化为机器人交互中的“善意表达”。例如，养老陪护机器人在问候老人时可采用温和的方言腔调，或在节日播放一段改编自编钟古乐的舒缓旋律。这种文化亲和力远比仿真人脸更能打动人心，更能体现技术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