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右翼刊物《正论》刊发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与日本前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兼原信克的长篇对谈。这篇访谈表面上是在探讨日本外交的未来路径，实则透露出日本右翼试图摆脱日本所谓“战败国地位”、复活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倾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麻生与兼原两人在相互吹捧之间，道出了日本当年兜售“价值观外交”，鼓吹“自由与繁荣之弧”“自由开放的印太”等口号的真实动机，暴露了日方长期以外交辞令包装的右翼思想内核。从这一角度看，这篇访谈堪称一份日本“价值观外交”真相的自供状。

　　首先，“价值观外交”的核心目的是要摆脱“战败国地位”，实现所谓“正常国家”。两人在访谈中回顾了麻生担任外相时提出“价值观外交”的背景长沙仪器仪表，并将其与此后安倍晋三政权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相关联，宣称这是日本从“战败处理”转向“大国外交”的标志。兼原信克直言不讳地称，日本战后外交长期是“战败处理的延续”，而麻生任外相时期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让他作为外交官感到“终于可以结束战败国外交了！今后是日本大国外交的时代”。这一表述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右翼对战后和平道路的怨念和不满。他们将战后的日本外交定位为“被动”和“处理残局”，将“价值观外交”视为从“战败国”成为“大国”的转折点，借此“堂堂正正主张日本是西方的一员、自由和民主的领导者”。由此可见，“价值观外交”从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并非中性概念，而是对日本战后和平道路的历史反动。

　　回顾历史，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二战结束后，现行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权利。这本是日本对军国主义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却被日本右翼视为“枷锁”。麻生太郎强调，日本需通过“价值观外交”重塑“身份认同”。正是在这一幌子下，日本近年来解禁集体自卫权、放宽武器出口政策、大幅增加防卫费，插手南海、搅局“印太”，甚至放言武力干预中国内政。这些行为与“价值观”毫无关系，只是在为日本外交扩权、军事扩张铺路。事实证明，日本“价值观外交”所追求的“大国”地位，不是字面意义的“正常国家”，而是军国主义的复活。

　　其次，“价值观外交”的思想本质是“日本优越论”与皇国思想。访谈中，麻生声称，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想成为日本这样的国家”，亚洲各国“都在期待日本站出来”。兼原则自我陶醉地宣称，日本虽然经济衰退，但“政治力现在是最强的”，是其他国家的“榜样”，并被东盟国家视为经验丰富的“隐居长者”。

　　耐人寻味的是，兼原认为，“用日语表达我们的价值观非常重要”，亚洲人民“实际上并不明白欧美人居高临下推动的自由和民主”，日本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阐释“明治以来的民主历史”，“不能仅用自由民主这样的西方话语，必须用日语来说明其重要性”武汉网站制作。

　　试问，一个企图向亚洲国家推广“明治以来民主历史”，还要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定义“自由民主”的日本，与当年宣扬“亚洲解放”和“大东亚共荣”的日本，在本质上有何区别？只要对历史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政府强制推行国家神道教的明治体制，与“民主”二字相距甚远。人们更是清楚，“明治以来的日本”对亚洲人民做过什么？兼原这段傲慢的言论，并非单纯的盲目自信，而是精心包装的意识形态策略。明治维新后，日本以“脱亚入欧”为目标，以所谓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代言人”自居，视亚洲邻国为“亟待开化的落后对象”，这种“日本优越论”是其对内蒙蔽民众、对外殖民扩张的重要思想基础。如今，日本右翼不仅自居“民主自由”的代言人，还要成为这些概念的“定义者”，背后仍是极端强烈的文化与种族优越感，以及将亚洲各国视为“落后”与“附庸”的沙文主义心态。

　　最后，“价值观外交”的实施路径是军事对抗。麻生在访谈中妄言：“如果不能守卫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等海峡，日本的贸易将难以为继，日本这个国家也将无法存在。所以必须大幅提升海上自卫队的能力。”兼原则称，美英海军等蓝水海军既可以保护海上贸易，又能在“有事”时封堵拒止敌方海军和商船，旧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曾经具备这一能力。“如今的日本必须回归当初的海军理念，思考如何与美国海军共同控制西太平洋全域和国际海峡”。

　　两人在讨论控制“国际海峡”“西太平洋全域”，妄谈加强“威慑力”“自主防卫能力”时，只字未提“专守防卫”，更未想起日本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规定。这也说明，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些书面约束早已是一纸空谈。

　　通过上述“自白”，人们可以清晰看到，“自由开放的印太”的策划者们并未考虑“印太”地区应如何“自由开放”，而是处心积虑地将其作为挑起争端、遏制对手的战场。“民主”“自由”“开放”的口号背后，是遏制、争夺与对抗。在这种思维下，日本打着对外援助名义，为菲律宾等国提供军事装备，怂恿其挑衅滋事；利用各类双边多边机制，频繁进行海上军演，制造地区紧张局势。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修改“无核三原则”，首相侧近宣称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高官放风欲发展核潜艇，日本自卫队前沿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这些举动只会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稳定，遑论“自由开放”。

　　麻生太郎曾任日本首相，也是高市早苗上台的重要推手；兼原信克曾在日本外交和安全多个部门担任要职，是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重要策划者和实施者。两人的这番对谈，不仅让人们认识到，右翼思想在当今日本政坛影响之广、荼毒之深、危害之甚；也让人不禁要问，右翼道路会将日本引向何方？

　　实际上，日本推行“价值观外交”、国家逐步右倾的现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正是在此期间，日本国家发展逐步陷入困境：国债负担高企，产业空心化严重，经济发展乏力。人均GDP从当年的七国集团之首，降至如今的发达国家中下游水平，民众生活压力明显加大，社会不满情绪显著上升。

　　如果日本右翼确实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最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日本在战后和平道路上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而在“向右转”的道路上，却经济日益滑坡、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矛盾上升？

　　为什么一边要加速强武扩军，让美日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一边却无力解决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大米价格问题？一个借扩张军备攫取民众血汗、养肥利益集团的国家，一个对内压榨、对外扩张的国家，难道会是麻生自夸的“很多国家都想成为的国家”吗？为什么一定要绕开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地区合作大道，一头扎进地缘对抗、以邻为壑的死胡同？一个真正追求和平、自由、繁荣的国家，为什么还会以二战战败国身份干涉战胜国内政，甚至由首相在正式场合发出武力威胁？

　　众多日本右翼人士每谈“忧国”，辄言“危机”。事实证明，逆历史潮流而动、罔顾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右翼道路，才是日本当今面临的最大危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亚洲和世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必将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如果日本右翼执迷不悟，必将把日本拖入新的灾难，让日本人民再次成为军国主义悲剧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