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平时所说的“常识”基本上都指知识性的常识。知识性的常识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指人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而得来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这种直觉常识有的真实，有的不真实。常识也指社会中智力正常的普通人应该有的或会有的知识，即“普遍知识”，如生活常识、理财常识、政治常识、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直觉经验的和普通知识的常识可能是联系在一起的，换了环境则不是。

　　在知识性常识之外还有一种常识，那就是逻辑常识，它体现为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式，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即使有所察觉，我们在说理时仍会受到一些错误逻辑常识的影响。例如，按照常识逻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不坏就是好、不好就是坏。这种思维方式看上去有些幼稚，其实在精英人士那里也不鲜见。

　　我们要警惕常识的谬误和扭曲。说理这件事，需要让人知道你对某件事情的“结论”（看法、主张和立场）和理由。结论中包含说理者想要让别人知道的与“知识”有关的事情。这个知识的真实性、可靠性是需要证明的。理由是以一些充分真实、确定和可靠的知识来证明结论所言不虚，这部分是说理中知识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最需要检验知识可靠性的地方。然而，很少有人用完整的形式逻辑来进行说理。值得注意的是，从来没有学习过说理的人也有逻辑常识，他们在说话时会自觉建立某种“因为”和“所以”的联系，当然，这种关系是否可靠、合理，则需要检验后才能确定。

　　知识的“普通”或“平常”是因不同的人群相对而言的。整体国民文化、公民素质越高，普通知识也就越丰富，程度也就越高。但不管在哪个社会里，公共说理中的普通知识与知识人士的“专门知识”都是不同的。公共说理是普通人就普通话题说理，运用介于直觉常识与专门知识之间的普通知识。民众参与公民社会中的对话、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普通大学生就社会、教育、政治话题写论理作文或参加辩论，专家在大众报刊上讨论公共事务，运用的都是这种性质的普通知识，而不是非常专门的专家知识。

　　专家具有专门领域中的特殊知识，对各自领域的知识话题发表的意见是有权威性的玩宠空调售后维修点查询。但是，在公共讨论和对话中，专家也是普通人，因为他在专业之外的其他知识也是有限的。一旦进行公共说理，他所运用的便是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也就是一种任何有独立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的，思维正常的平常人都能明白的知识。

　　常识与专业知识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联强国际（Synnex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总裁兼执行长杜书伍在《知识与常识》一文中指出，在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领域里，“知识”与“常识”，“两者差异仅在相对的普遍性不同而已，常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是每个人必备的基础，而知识却只有少数人才懂”。他认为，“在某一项专业里头，几乎有百分之八十都属于‘常识’，该领域里头的每个人都会。只有最后的百分之二十，才是真正的‘知识’。一个刚入行的人，很可能前两年所学到的都只是该行业的常识。但是，有些人在学到了业内的常识之后，却误把常识当知识。”

　　这也启示我们，为了要让自己说的道理普通人也能明白，说理的人要努力把理说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不能太专门，也不宜太深奥，更不能故作玄虚。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就已指出，人的常理与日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致的。公共说理的普通知识要尽量用日常语言来表述。

　　因为常识是不纯粹的知识，因此不能用一个常识去反驳另一个常识。许多格言、成语、警句、俗语中的常识都有这样的特点，用它们来说理，容易得到片面的结论。美国评论家和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曾指出，“格言或成语听上去都挺有道理，条件是不能出现与其意思相悖的其他格言”。例如，“覆水难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与它意思相反的“亡羊补牢”听起来同样有道理。两个意思相悖的格言放到一起，各自原本看起来不言而喻的常识力量也就相互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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