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的上海,冬日的阳光透过老式里弄的窗户,照在一张泛黄的信纸上。

　　邱国渭坐在小方桌前,手里拿着这封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信件,信封上贴着美国邮票,邮戳日期是1978年11月15日。

　　信纸已经被翻看了无数遍,边角处都有些磨损了。写信的人是父亲当年的部下,如今已在美国定居二十余年。

　　信中提到,如果有机会,愿意帮忙办理相关手续。这封信在抽屉里已经压了一个多月,每次拿出来,邱国渭都会陷入长久的沉思。

　　窗外传来弄堂里孩子们的嬉闹声,楼下邻居家飘来炒菜的香味,自行车铃声在巷子里此起彼伏,这些声音构成了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全部记忆。

　　妻子在一旁洗着衣服,不时抬头看他一眼宝山广告标识制作。五个孩子陆续从学校和工厂回来,挤在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拥挤但温暖。

　　邱国渭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重新放回抽屉最里层,那个藏在心底多年的念头再次浮现,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消息传到上海时,已是1月中旬,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邱国渭整整三天没有合眼,只是坐在宿舍的床上发呆。

　　父亲的死讯来得突然,却又似乎在意料之中。从1948年秋天开始,战局就急转直下,邱国渭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读出那些未说明的凶险。

　　1948年,他担任第二兵团司令,麾下有五个军,是军队中的精锐力量。但在淮海战役中,这支部队被重重包围在陈官庄地区,最终全军覆没。

　　邱国渭是邱清泉的长子,1927年出生于南京。童年时期,他随父亲辗转各地,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生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家迁往上海,邱国渭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那时的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热爱读书,喜欢思考,对未来充满憧憬。

　　父亲战死后,摆在邱国渭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许多高级将领的家属纷纷南下广州或者前往台湾,有人劝邱国渭也赶紧离开。

　　做出这个决定有多方面的原因,母亲年事已高,不宜长途奔波;几个弟弟妹妹还在读书;而且他对这片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邱国渭的大学生活就此终结,他的学籍档案被永久封存。6月初,他接到通知,要求到街道办事处登记家庭情况。

　　那是他第一次填写那种详细的履历表,父亲的名字、职务、在军队中的经历,都要一一写明。从那一刻起,他知道,这个身份将会伴随他很长时间。

　　1950年3月,邱国渭被分配到上海第三机械厂工作。这是一家生产机械零件的工厂,位于杨浦区,距离市中心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他被安排在车间做学徒工,跟着一位姓王的老师傅学习钳工技术。从大学生到工人,这个转变对邱国渭来说是巨大的。

　　车间里机器轰鸣,油污遍地,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但他没有抱怨,只是默默地学习每一项技能。

　　学徒期的工资很低,每月只有十八块钱。扣除伙食费和宿舍费,剩下的钱刚够买些日常用品。

　　晚上熄灯后,他常常躺在床上睡不着,想起在大学时的日子,想起那些未完成的学业,想起父亲生前对他的期望。

　　1952年,邱国渭成为正式工人,工资涨到三十二块钱。这时候,他已经在车间里干了两年,技术日渐熟练,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复杂的加工任务。

　　但邱国渭心里明白,不管自己干得多好,升职加薪的机会都很渺茫,因为他的档案里有那个特殊的记录。

　　1953年6月,邱国渭结婚了。妻子叫李秀英,也是工厂的工人,在织布车间工作。

　　两人是在工厂组织的联谊活动中认识的,李秀英是个朴实善良的姑娘,没有嫌弃邱国渭的家庭出身。

　　婚礼办得很简单,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买了几件简单的家具,请了几个要好的同事吃了顿饭。

　　婚后不久,李秀英怀孕了。1954年3月,长子邱明华出生。这是邱国渭人生中第一次当父亲,看着襁褓中的婴儿,他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

　　可是生活并没有因为增添了新成员而变得容易。邱国渭的工资是三十二块,李秀英休产假期间只有十几块的基本工资,两个人的收入勉强够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

　　1955年到1962年间,李秀英又陆续生了四个孩子,老二邱明伟、老三邱明杰、老四邱明华、老五邱明珠。

　　一家七口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邱国渭和李秀英睡一张床,五个孩子打地铺,挤在一起睡。

　　养活五个孩子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邱国渭的工资涨到了四十二块,李秀英的工资是三十五块,加起来七十七块钱要养活全家。

　　每个月的开支都要精打细算,买菜要挑最便宜的,买肉要等到快下班时去抢处理品,买衣服基本上都是去旧货市场淘。

　　1958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是邱家最艰苦的岁月。粮食定量减少,副食品供应紧张,全家人常常吃不饱。

　　邱国渭和李秀英把仅有的口粮尽量留给孩子,自己经常喝稀粥、吃野菜。那段时间,邱国渭瘦了一大圈,原本结实的身体变得干瘦,脸色蜡黄。

　　1960年春天,老二邱明伟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邱国渭抱着孩子跑遍了附近的医院,可是都没有床位。

　　最后还是工厂的工会出面协调,才在一家职工医院找到了床位。邱明伟住了半个月医院,花了四十多块钱,这笔钱几乎是全家一个月的收入。

　　为了凑够医药费,邱国渭变卖了家里仅有的几件值钱东西——一块手表、一支钢笔、两床被子。

　　病好之后,邱明伟的身体一直很虚弱,需要补充营养。可是那个年代,哪里有什么营养品。李秀英每天省出自己的口粮,煮成稀粥喂给孩子喝。

　　邱国渭下班后去捞河里的螺蛳、挖地里的野菜,想尽一切办法给孩子补充点吃的。

　　他们从小就懂事,知道家里困难,从不乱要东西。老大邱明华十岁就开始帮着照顾弟弟妹妹,放学后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

　　老二老三也很听话,在学校里努力学习,争取拿到奖状。邻居们都说邱家的孩子教育得好,懂礼貌,能吃苦。

　　1963年,工厂分给邱国渭一套房子,位于石门二路的一条小弄堂里。这是一栋两层楼的老式里弄房子,邱家分到的是一楼的一间,面积二十平米左右。

　　搬进新房子那天,全家人都很高兴。李秀英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邱国渭从旧货市场买来几件家具,孩子们帮着搬东西、整理物品。

　　邱国渭在墙上钉了几排木板,用来放置杂物;李秀英缝了窗帘,把窗户装饰了一番;孩子们在墙上贴了一些画报,增添了生活气息。

　　这条弄堂里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大多是附近工厂的职工。弄堂很窄,两边都是老房子,墙上的水泥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砖块。

　　弄堂口有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晚都有人排队打水。厕所是公用的,在弄堂深处,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

　　邱国渭一家很快融入了这个小小的社区。邻居们都知道邱国渭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话不多,但做事认真。

　　李秀英则是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困难她都愿意帮忙。孩子们也和弄堂里的其他孩子打成一片,放学后在弄堂里做游戏、跳皮筋。

　　弄堂里的生活是拥挤的,也是热闹的。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弄堂里就开始有了动静。有人起来倒马桶,有人生煤球炉准备做早饭,有人在水龙头边刷牙洗脸。

　　到了六点钟,弄堂里更加热闹,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自行车铃声、招呼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混在一起,构成了一支独特的晨间交响曲。

　　邱国渡每天凌晨四点半就要起床,简单洗漱后,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工厂上早班。

　　从家到工厂有七八公里的路程,骑车要四十多分钟。冬天的早晨特别冷,北风呼呼地刮,邱国渭裹着一件旧棉袄,戴着一顶旧棉帽,低着头蹬着车。

　　夏天则是另一番景象,太阳还没出来,空气中就已经有了闷热的感觉,骑到工厂时往往已是满身大汗。

　　工厂的工作很辛苦。邱国渭在钳工车间,主要负责加工各种机械零件。车床、铣床、钻床的轰鸣声从早到晚不停歇,车间里满是机油的气味。

　　夏天车间里像个蒸笼,温度能到四十度以上,工人们光着膀子干活,汗水把工作服都浸透了。

　　冬天车间里虽然有暖气,但靠近门窗的地方还是很冷,手指冻得僵硬,操作机器时要格外小心。

　　邱国渭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从学徒工干到三级工,再到五级工,技术越来越熟练,但职位始终没有什么变化。

　　车间里比他晚进厂的人,有的已经当上了班组长、工段长,而他还是一个普通工人。每次评先进、提干部,轮不到他;每次分房子、发奖金,他也总是排在后面。

　　邱国渭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但他从不抱怨。他只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把每一个零件都加工得精益求精,从不出次品。

　　车间主任曾私下跟他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以他的技术水平,早就该当师傅、带徒弟了。邱国渭听了只是笑笑,继续埋头干活。

　　下班回到家,邱国渭还要帮着李秀英做家务。李秀英在织布厂上班,工作也很辛苦,回家后还要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

　　五个孩子陆续长大,教育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邱国渭虽然没能完成大学学业,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他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孩子的教育上。买书、买文具、交学费,这些开支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老大邱明华学习成绩很好,在学校里年年都是三好学生。1968年他初中毕业,成绩完全可以考上重点高中,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政审时被卡住了。

　　最后他只能去读了一所普通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这件事对邱明华打击很大,也让邱国渭心里很难受。

　　老二老三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都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但在升学、分配工作时,总是会遇到各种障碍。

　　邱国渭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他无能为力,只能安慰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努力。

　　1966年开始,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邱国渭因为父亲的身份,成了被重点监管的对象。

　　工厂里组织了专门的学习班,要求他交代父亲的历史问题,交代自己的思想动态。每次学习班,他都要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听别人的批评。

　　那段时间,邱国渭的日子格外难熬。白天在工厂里被批斗,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写检查材料。李秀英看着丈夫日渐憔悴,心里很着急,但也帮不上什么忙。

　　孩子们在学校里也受到歧视,经常被同学嘲笑、欺负。全家人都小心翼翼地生活着,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1968年的一天,工厂的来到邱家抄家。他们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寻找所谓的证据。

　　那些年积攒下来的一点东西,值钱的都被拿走了,书籍被当成四旧烧掉了,就连孩子们的课本都被撕毁了。李秀英抱着最小的女儿,躲在墙角,吓得瑟瑟发抖。

　　邱国渭的工资也被扣了一部分,每个月只能拿到二十多块钱。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李秀英的工资维持,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段时间,邱国渭学会了沉默。在工厂里,他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只是埋头干活。

　　在家里,他也很少说话,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抽烟,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缭绕。孩子们看到父亲这个样子,都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

　　李秀英是这个家里最坚强的人。再苦再难,她都没有放弃。她每天早出晚归,努力工作挣钱养家。下班后还要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

　　她的手因为长期劳作而变得粗糙,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但她从不抱怨,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弄堂里的邻居们对邱家还算友善。虽然知道邱国渭的家庭背景,但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老实人,不会做坏事。

　　张阿姨家炖了鸡汤,会盛一碗送过来;李师傅捕鱼回来,会送几条小鱼;王奶奶包了粽子,也会分几个给邱家的孩子。

　　1970年代初,工厂的效益不好,工资经常拖欠。有时候一个月只能发一半工资,剩下的要等两三个月才能补齐。那段时间,邱家的生活更加艰难。

　　李秀英不得不到处借钱,才能勉强维持家用。邱国渭也想尽办法增加收入,下班后去捡废品卖,周末去帮人修理自行车,能挣一点是一点。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邱国渭从未放弃对孩子们的教育。他告诉孩子们,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只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能有出路。

　　在他的坚持下,五个孩子都完成了基础教育,虽然没能上大学,但都学到了一技之长。

　　1972年,老大邱明华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当钳工,跟父亲干着同样的工作。1974年,老二邱明伟进了一家化工厂。

　　老三、老四也陆续参加了工作。只有老五邱明珠还在上学,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父母最疼爱的。

　　随着孩子们陆续参加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稍有好转。虽然每个人的工资都不高,但加在一起也有一百多块了。

　　李秀英终于可以偶尔买点肉,给全家改善一下伙食。孩子们也懂事,会把工资拿回家,贴补家用。

　　1976年之后,社会的气氛开始慢慢变化。工厂里的批斗会少了,人们脸上的笑容多了。

　　邱国渭的处境也稍微好了一些,不用再频繁地参加学习班,不用再写那么多检查材料。他的工资也恢复到正常水平,每个月能拿到五十多块钱。

　　但邱国渭心里明白,这个身份的标签并没有真正消除。在工厂里,他依然是那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社会上,他依然是高级将领的子女。

　　这个身份,不仅影响着他自己,也影响着他的孩子们。老大邱明华已经二十八岁了,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可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找对象很困难。

　　1978年春天,上海的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着一些新的消息。人们议论着形势的变化,议论着可能出台的新策略。

　　邱国渭在工厂的休息时间,也会听到工友们的讨论,但他很少参与,只是静静地听着。

　　工厂里组织学习讨论,邱国渭坐在人群中,听着车间主任念报纸上的内容。那些话他听得似懂非懂,但他能感觉到,一些东西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7月,邱国渭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贴着美国邮票,邮戳日期是1978年6月20日。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收到来自美国的信件。

　　信是父亲当年的副官张汉卿写来的,信中简单地介绍了他这些年在美国的生活,提到如果邱国渭有需要,可以联系他。

　　邱国渭把信看了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起来,锁在抽屉里。他没有马上回信,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他需要时间思考,思考这封信意味着什么,思考自己该如何回应。

　　8月,老二邱明伟谈了一个女朋友,是化工厂的同事。两个年轻人感情很好,准备结婚。但女方家长听说邱家的情况后,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女方父亲是个老干部,觉得邱家的成分不好,会影响女儿的前途。尽管女孩自己很喜欢邱明伟,但在父亲的强烈反对下,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

　　这件事让邱国渭很受刺激。他眼看着儿子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失去幸福,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无奈。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弄堂口,抽了一包烟。

　　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暗,照亮了他满是皱纹的脸。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这三十年的坎坷,想起了那封来自美国的信。

　　9月,邱国渭开始打听出国的事情。他找到工厂里一个曾经办过出国探亲的同事,向他了解具体的流程和要求。

　　那位同事告诉他,现在出国还是很困难的,需要办理很多手续,而且对家庭背景的审查很严格。邱国渭听了,心里更加忐忑不安。

　　10月,邱国渭给张汉卿回了信。信写得很简短,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家里的情况,感谢他的关心,并询问了一些美国的情况。

　　写这封信的时候,邱国渭的手在微微颤抖。他知道,这封信一旦寄出去,可能就意味着某种决定的开始。

　　11月,张汉卿的回信到了。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国的生活状况,以及华人在美国的就业情况。

　　张汉卿在信中明确表示,如果邱国渭有意来美国,他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办理邀请函、安排住处、介绍工作等。

　　信的最后,张汉卿写道,现在国内的形势正在变化,出国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建议邱国渭可以考虑一下。

　　这封信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在邱国渭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可能性。

　　去美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家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在他脑海中反复盘旋,让他夜不能寐。

　　12月中旬,一个重要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消息传到上海时,整个城市都沸腾了。

　　工厂里召开大会传达会议精神,邱国渭坐在人群中,听着台上慷慨激昂的讲话,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会后,邱国渭骑着自行车回家,沿途看到街上的人们都在热烈地讨论着会议的内容。

　　商店门口贴出了新的标语,学校里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整个城市似乎都焕发出新的活力。邱国渭在人群中穿行,感觉自己好像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了。

　　晚上,邱国渭把全家人叫到一起,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去美国的想法。五个孩子听了都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可能。

　　李秀英听完邱国渭的计划,沉默了很久。她知道丈夫这些年过得很苦,也知道孩子们因为家庭背景受了很多委屈。

　　如果出国真的能改变命运,她愿意支持。但她也担心,去美国这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将来的日子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准。

　　邱国渭理解妻子的顾虑,也理解孩子们的犹豫。他没有急着要大家立刻做决定,而是建议先了解更多信息,再做最后的选择。

　　但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如果真有机会,他一定要试一试。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三十年,他受够了那种处处受限制、时刻被监视的日子,他想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未来。

　　12月底,邱国渭开始着手准备出国的相关事宜。他先是去街道办事处咨询了一下办理出国手续的流程,工作人员给了他一份详细的材料清单。

　　1979年1月初,邱国渭开始准备申请材料。首先要有美国方面的邀请函,这个可以让张汉卿帮忙办理。

　　然后要有单位的证明,说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出国原因。还要有街道的证明,证明申请人的政治面貌和现实表现。

　　准备这些材料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邱国渭每天下班后就骑着自行车往各个部门跑,递材料、盖章、等批复。

　　有时候为了一个章,要跑好几趟。有时候材料不全,还要重新补交。那段时间,邱国渭明显瘦了一圈,头发也白了不少。

　　2月,张汉卿寄来了邀请函。这是一份正式的文件,由张汉卿以私人名义发出,邀请邱国渭一家到美国探亲访问。有了这份邀请函,申请程序就可以正式启动了。

　　3月,邱国渭向工厂提交了出国申请。厂长看了申请材料,表情有些复杂。他知道邱国渭这些年在工厂里工作很努力,技术也很好,如果走了确实是个损失。

　　但他也理解邱国渭的处境,知道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最后,厂长在申请表上签了字,同意了邱国渭的申请。

　　4月,街道办事处也出具了证明材料。负责办理的干部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翻看着邱国渭的档案,问了很多问题。邱国渭一一回答,态度诚恳。

　　那位干部最后说,你这些年表现还不错,申请出国探亲也是人之常情,我会如实反映情况的。

　　有了工厂和街道的证明,邱国渭把所有材料整理好,提交给了出入境管理部门。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他被告知,审批需要一段时间,具体多久不好说,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更长。

　　他经常会想,如果申请被批准了,该怎么办?如果被拒绝了,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在他脑海中反复出现,让他寝食难安。

　　李秀英看在眼里,心里也跟着着急。她经常劝邱国渭不要想太多,该吃吃该睡睡,身体要紧。但邱国渭哪里能放得下心,这是关系到全家命运的大事,他怎么能不在意。

　　他心里一紧,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到了办公室,厂长递给他一份通知,告诉他出国申请已经批准了,可以去办理后续手续了。

　　邱国渭接过那份通知,手都在发抖。他看着上面的公章和签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厂长拍了拍他的肩膀,祝他一切顺利。

　　邱国渭连声道谢,然后拿着通知回到车间,继续工作。但那天下午,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满脑子想的都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下班后,邱国渭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往家赶。到家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秀英和孩子们。全家人都很激动,这意味着他们真的有机会去美国了。

　　但激动之余,又有些忐忑不安。毕竟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采取分批的方式,不是一次性全家走,而是先让一个孩子出去,在美国站稳脚跟后,再接下一个,最后他和李秀英再走。

　　这个方案看起来比较稳妥,风险相对较小,而且即使遇到什么问题,也不至于全家都陷入困境。

　　具体来说,他们决定先让老大邱明华出去。老大年龄最大,已经三十岁了,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生活能力,去了美国后应该能够照顾好自己。

　　确定了这个方案后,邱国渭就开始为老大办理出国手续。这又是一个繁琐的过程,要准备护照、签证、体检报告等一系列材料。

　　邱国渭已经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一次办起来稍微顺利一些,但依然要跑很多部门,盖很多章。

　　6月,老大邱明华的护照办下来了。拿到护照那天,邱明华看着这本深绿色的小册子,心情复杂。

　　这本护照代表着他可以去美国了,可以离开这个生活了三十年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意味着他要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一个人去面对陌生的世界。

　　7月,邱明华去美国使馆办理签证。签证官问了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要去美国、在美国有什么亲戚朋友、打算在美国待多久等等。

　　邱明华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答案一一回答。签证官看了看他的材料,又问了几个问题,最后在他的护照上盖了章,签证通过了。

　　8月初,一切手续都办妥了。邱国渭在工厂附近的旅行社买了机票,8月15日从上海飞往香港,然后转机去旧金山。

　　机票很贵,花了一千多块钱,这几乎是全家大半年的积蓄。但为了这个机会,邱国渭觉得值得。

　　8月15日这天终于到了。一大早,全家人就起床了,收拾行李,准备送老大去机场。

　　邱明华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旧皮鞋,一本英汉词典,还有家里凑的五百块钱。

　　邱国渭一家人早早出发,坐公交车转了好几趟,终于到了机场。那个年代的虹桥机场还很简陋,候机大厅不大,但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邱明华的证件。护照、签证、机票,每一样都看得很仔细。

　　邱国渭站在一旁,心里紧张得要命,生怕出什么差错。好在一切顺利,工作人员在登机牌上盖了章,交给邱明华。

　　离登机还有一个小时,一家人在候机大厅里坐着等。谁也没说话,气氛有些凝重。邱国渭看着老大,想说些什么,但不知道从何说起。

　　李秀英眼圈红红的,一直低着头。几个弟弟妹妹也都沉默着,老五邱明珠年纪最小,已经哭出了声。

　　登机时间到了,广播里传来通知,去往香港的航班开始登机。邱明华站起身,背上那个旧帆布包。邱国渭拉着儿子的手,千言万语最后只化成了一句话。

　　李秀英抱着儿子,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几个弟弟妹妹也围上来,依依不舍。

　　邱明华通过安检门,走进了候机通道。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向家人挥手告别。

　　透过玻璃门,一家人隔空相望。邱明华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通道尽头,邱国渭还在那里站着,久久不愿离去。

　　回家的路上,邱国渭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握着车把手,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

　　他知道,从今天开始,这个家就要发生改变了,而这个改变,才仅仅是个开始.......